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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這是一部情感史記。」—榮格心理分析師約翰.畢比(John Beebe)

  本書作者克許是著名猶太裔榮格心理分析師。他的父母是第一代榮格分析師,為了躲避納粹迫害而逃離德國,最後在美國洛杉磯落腳,推廣分析心理學。

  在克許成長過程中,榮格扮演著重要角色。他從小對分析心理學耳濡目染,並結識來自世界各地的分析心理學重要人物,還曾受到榮格的親自分析。日後克許繼承父母衣缽,成為優秀的榮格學派分析師。他年紀輕輕就擔任金山榮格研究院主席、國際分析心理學協會副主席、主席等重要職位,見證了世界各地對分析心理學的學習熱忱。

  本書是克許的自傳。從本書中,我們得以對分析心理學的發展史有更多認識,從中讀到許多歷史第一手資料,同時也能從作者所反思的造神心理經驗、聖徒使命及理想化投射中看見自己的影子。此外,身為分析師的作者在這本回憶錄中親身示範分析心理取向的生命故事敘說,頗具榮格派的風格。若人生劇場只談豐功偉業,便讓人覺得飄渺不實;但當他誠實地披露了人生故事中的嫉妒、羞愧、防衛、投射,這故事就腳踏實地了。本書可說是作者為分析心理取向的生命故事敘說的一次最佳示範。

  「我人生的主軸是關係,藉由我個人的榮格派經驗,形塑了我人生中最深刻也最重要的關係。」 ——湯瑪士・克許

  「《我的榮人生路》一書提供深入了解榮格心理學世界的極佳視角。克許醫師的雙親皆是榮格分析師,而我們也找不到比克許醫師更投入於榮格派思想及歷史的人,從最近才剛出版的克許父親與卡爾.榮格長年的書信集可窺見一斑。此書將會讓所有心理學家皆感到興致盎然。」——歐文.亞隆

隆重推薦:

  歐文.亞隆(Irvin Yalom,美國當代精神醫學大師)
  呂旭亞(諮商心理師、榮格心理分析師)
  洪素珍(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心理與諮商學系副教授)
  賴佩霞(魅麗雜誌發行人、作家)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湯瑪士‧克許 Thomas B. Kirsch


  1976至1978年間擔任舊金山市榮格研究院主席,隨後,擔任國際分析心理學協會副主席(1977-1987)及主席(1989-1995)一職,長達十八年。

  湯瑪士‧克許博士的父母親皆為第一代榮格分析師,參與了二次大戰前柏林、巴勒斯坦、倫敦以及戰後洛杉磯等地榮格研究院的創立。因家學淵源,促使克許以第二代榮格分析師為職志,日後並成為國際榮格社群的領袖級人物。

  克許博士目前在加州自行開業,並於史丹福大學醫學院精神醫學系授課。著有《榮格學派的歷史》、《給追求靈魂的現代人:湯瑪士.克許談榮格分析心理學》(皆由心靈工坊出版)。

審閱者簡介

王浩威


  高雄醫學院醫學系畢業,曾任台大醫院、和信醫院及花蓮慈濟醫院精神部主治醫師;《島嶼邊緣》、《醫望》雜誌總編輯;目前為專任心理治療師、台大醫院精神部兼任主治醫師、台灣心理治療協會理事長、華人心理治療研究發展基金會執行長、心靈工作室負責人以及心靈工坊文化公司發行人。

譯者簡介

徐碧貞(Pi-Chen Hsu)


  諮商心理師。曾任高中輔導教師,目前為加州整體學院(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Integral Studies, CIIS)博士候選人、於聖荷西市美亞社區促進會(Asian Americans for Community Involvement, AACI)擔任實習心理師,同時也於國際分析心理學會(IAAP)及美國沙遊治療師學會(SAT)接受榮格分析師訓練及沙遊治療師訓練。研究興趣聚焦於人際取向心理治療、兒童與成人依附理論、象徵與文化情結等主題。

目錄

【審閱序】  不只是一個人的回憶錄   王浩威
【中文版自序】凝視巨大光環下的陰影
引言
第一章:早年起步   
第二章:洛城成長
第三章:重返歐洲
第四章:醫學院與實習:入無主之地
第五章:精神科住院醫師與國家心理衛生中心
第六章:榮格分析師訓練
第七章:私人執業肇始
第八章:國際分析心理學會之早年淵源
第九章:一九八九至一九九二年國際分析心理學會主席首任任期
第十章:一九九二至一九九五年國際分析心理學會主席連任任期
第十一章:一九九五至二○○三年國際分析心理學會主席後時期
第十二章:榮格派
第十三章:史學會議
第十四章:拓展新頁
第十五章:《紅書》
第十六章:成年後與雙親的關係
第十七章:結語
附錄一:喬瑟夫‧韓德森醫師
附錄二:詹姆斯‧希爾曼博士
附錄三:阿道夫‧古根別爾—克雷格醫師
附錄四:喬瑟夫‧惠爾賴特醫師
附錄五:C. A. 梅爾醫師
附錄六:約翰‧威爾‧派瑞醫師
 

審閱序

不只是一個人的回憶錄


  湯姆士.克許(Thomas Kirsch)是我自己在分析心理學和心理治療專業上的老師。如今將要八十歲的他,是一九三六年旅程途中出生在英國。當時父母正從柏林逃離希特勒的政權,還不知道要走向哪裡。去年他出了一本回憶錄,如今中文版要出版了,我先拿到了翻譯稿子,十分引人入勝的內容讓我迅速地讀完。闔上書稿的同時,確實有許多的感慨。

  儘管榮格的著作在六○年代就大量地翻譯引進台灣,但榮格學派的心理治療或心理分析一直都遲遲未見任何的發生。八○年代開始有人講述榮格的心理學,而超個人心理學也在輔仁大學等學校陸續開課,但真正的榮格心理治療恐怕是要等到沙遊治療學會的創辦人梁信惠教授回到台灣,以及廣州的申荷永教授第一次來台灣講課,才算是真正的開始。

  正如克許在他的回憶錄所說的,他是二○○六年因為申荷永的介紹,而遇到張明正和陳怡蓁夫妻,才開始和台灣結下深刻的緣分。關於這件事,我剛好也參與了前半部。

  那一年剛好是管理學大師彼得‧聖吉(Peter M. Senge)到中國訪問,與一位頗為知名的中國傳統文化大師做了一場對話。陪彼得.聖吉前去的張明正,對這一場對話並不覺得滿意,總覺得這位中華文化大師並沒辦法理解彼得的問題。他於是問我:有誰能夠用西方心理學的語言講中國文化呢?我立刻想到了申荷永,於是和張明正約好,在洛杉磯見面。在介紹他們認識以後,立刻就回台灣。而在舊金山訓練成為榮格分析師的申荷永,有事要北上去探訪他的老師約翰.畢比(John Beebe),也就是《品德深度心理學》(Integrity in Depth,心靈工坊出版)的作者。就這樣才有了這一本書當中所寫的,作者克許如何和張明正見面的過程。

  張明正夫婦贊助了克許,有關他的父親和榮格兩人之間通訊的整理和研究編輯;而克許也投桃報李,答應來台灣講學。

  這時候的克許,已經擔任過國際榮格學會的主席,拜訪過許多像台灣一樣還沒真正發展榮格心理學的地區。於是,當他們夫妻來到台灣,其實並沒有帶有太多的想像。然而一場接觸下來以後,他一再告訴身為主要接待者之一的我:台灣心理工作人員的靈性是相當高的,怎麼過去和國際榮格學會沒有任何的接觸呢?並且一再地告訴我們,目前國際榮格學會對台灣這一類國家的情形有設定一些扶植辦法。這些辦法原本是針對蘇聯瓦解以後的東歐國家所設定的,但當然也適用於東歐之外的地區。

  克許回到美國以後,一再提醒台灣的朋友們一定要和國際榮格學會聯絡。因為他熱情和真誠的協助,因此才有了台灣加入了國際榮格學會而成為發展小組(Developing Group)之一的進展,而他自己也主動向國際協會要求擔任台灣的聯絡人(liaison)。所謂的liaison,其實是翻譯成導師更為適合。台灣榮格發展小組後來的發展,許多都是因為克許而有了接觸。其中包括不下二、三十位榮格分析師來台灣講課或進行分析訓練的安排,也包括二○一三年一場在台北國家圖書館舉行的《榮格與亞洲》國際會議。

  依榮格理論的講法,一切事情的發生都不只是巧合,而是冥冥中的共時性(synchronicity)。許多的相遇,出現在不同的人之間,在恰好的時刻,於是形成了現在的台灣如此轟轟烈烈的榮格心理學發展。

  然而面對有如老師一般的克許,在受到他這麼許多的協助和引導之餘,我自己當然更好奇他又是怎麼面對自己了。

  一個人要怎麼樣寫自己的回憶錄呢,特別是涉及到他的內心世界?他的父母都是榮格分析師,父親還是榮格的好朋友;甚至他自己可能是現今世界裡剩下的唯一曾經被榮格分析過的人,而長大也成了家族第二代的分析師,還擔任過國際榮格學會的會長。這是我在讀這本回憶錄的時候,最關注的一件事情了。

  他寫了許多跟父母親的關係,包括高中的時候父親曾經有過的一次外遇。當時的他其實是懵懵懂懂的,也沒有感覺到母親有特別的情緒起伏。雖然在寫回憶錄的這個年紀,對父親已經沒有太多的憎恨了;但他其實很明白,直到今天,和父親同樣是榮格分析師的他,從來不去碰自己父親在這一領域所擅長的主題。

  同樣也是由個案而成為榮格分析師的母親,從小就是跟他感情特別濃厚。從有記憶以來,媽媽就為他分析每一個他分享的夢,甚至到了他第一次結婚後。小時候他和母親的關係是這麼的親密;然而以現在的年紀去回顧,他卻很清楚這樣的親密反而阻擋了他的男性發展,甚至是影響了他和女性的關係。因為是這樣,在結束第一次婚姻以後,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在說不出為什麼的情況下,他和母親幾乎不再聯絡。

  去年,德國政府為他的父親立紀念牌,就在當年流亡前在柏林的診所舊址。當時他的身體很不好,癌症化療的副作用還沒完全康復,而退化的背脊又不適合長坐。但他還是抱病從舊金山飛到歐洲了。今年年初我從一位美國分析師的口中才知道:原來在揭牌的儀式時,他果真病倒了,還住進柏林當地醫院許久,差一點就回不來美國西岸了。

  然而,即使是這樣的危險,他最初還是決定去了。我想,對他來說,這趟旅程雖然幾乎賠上了命,恐怕也是這些年來,他透過許多作為,包括整理出版他父親和榮格的通訊,來作為自己和去世多年的父親之間的和解吧。

  父母親對孩子的影響,其實都是永遠超出我們所能夠想像的。

  客觀說起來,我的老師克許所出生和成長的家庭還是相當的完整,功能也十分足夠,父母的親職角色是在一般人的水平之上的。但對青少年所發生的創傷所進行的修補,他卻是在將近八十歲的年紀都還在繼續進行著。

  也許有人會說:這一切有什麼重要嗎?如果我忘記它不就得了?

  的確,遺忘是最簡單的方法。

  以克許的例子來說,他父親的外遇不過是短短幾個月,而母親似乎也沒有太多的受傷,他自己其實是不用去提這一切的。然而,如果不去看待這一切帶來的影響,所有的一切也就掩埋起來,成為我們拒絕來往的陰影而已。

  陰影(shadow)是榮格心理學的十分重要理論。我們不是要去驅趕陰影,而是要凝視它,了解它,進而擁抱它,接受它成為我們意識中的一部分。這一直是榮格心理學和佛洛伊德心理學所不同的地方之一。

  然而我們回頭去思考發生的一切,並不僅止於追究自己的傷痕來源,不僅於了解來龍去脈而已。更重要的是,要去面對自己在傷痕發生以後,一直不承認、甚至也沒注意到的諸多怨懟。在內心深處,總覺得自己是被害人的這些情緒,其實扭曲了我們後來的成長,讓我們在生命的不同階段,還是有各種看不到的侷限。以致在中年以後,即便是努力透過各種宗教或靈性活動,還是可能無法達到更圓融的生命態度。

  對父母來說,應該記得:我們帶給小孩子的傷害,其實是比想像的影響還要深邃;同樣的,對長大以後的孩子來說,如何修補自己的傷口,並不是只有發現和責備,更是一輩子的寬恕和理解。

  在這一本回憶錄裡,已經將要八十歲的克許為這件事完成了最令人敬佩的示範。

  這一本回憶錄不只是面對父母帶來的陰影,克許在談到他參與國際榮格學會的團體事務時,也等於是談到了個體進入團體以後可能出現的種種陰影,也就是人在群體當中將會如何遭到扭曲或失去自性。他分享他的經驗,包括他的分析師韓德森(Joseph L.Henderson)扮演的協助,以及分析在這一個階段的重要角色。

  克許自己所主導編輯的他父親詹姆斯‧克許(James Kirsch)和榮格兩人之間的通訊錄,其實是榮格是否支持希特勒的納粹主義最新出土的重要文獻。在榮格的這一個公案裡,所涉及的也是個體在群體當中可能產生的集體陰影(collective shadow);而二次大戰後非榮格學派的知識圈,如何論述這件事,本身也是同樣的情形。因為克許本身是如此親近這一件事情的現場;他又是在時間經歷了相當的距離後,才來重新編輯而還原現場。其實是親近的,又是有距離的,以致於他更了解集體陰影的種種現象。

  這一本回憶錄其實不只是一個人的回憶錄,它談的是從二次戰前一直到當下的歷史;這本回憶錄其實也不只是回憶錄,它說的更多是一般少見的洞識和智慧。

  這本《我的榮格人生路:一位心理分析師的生命敘說》從許多角度來看都是值得好好讀一讀的書。我自己總擔心這樣的書在市場上是會被忽略的,於是自告奮勇地告訴編輯是否採取更撒狗血的書名,譬如像是《我的父母都是榮格分析師》之類的。總之,還是被相當有良心的編輯部否決了。

  克許的回憶錄能夠出現中文版,無論怎麼說,都是意義相當深邃的一件事。

  對於克許,不論是站在我個人的立場,還是台灣的榮格心理學社群的立場,我還是很想要十分恭敬地對他說一聲:謝謝!

王浩威

中文版自序

凝視巨大光環下的陰影


  在我進入榮格分析師專業之際,從沒想過屆老年時會撰寫回憶錄。當我在榮格專業領域還是菜鳥階段,前一輩的榮格學人都與榮格有深入的接觸;當《心事》(Matter of Heart)這項計畫初步發想時,有人向喬治及蘇.瓦格納夫婦(George Wagner and Sue Wagner)建議訪問我與榮格的個人經驗,我馬上回絕這項提議,因為我覺得我跟榮格的直接經驗相當有限,而且我之所以會有這些經驗全然因著我是詹姆斯及希爾得.克許(James and Hilde Kirsch)的兒子。我當時應允參與的只有為《心事》訪談喬.韓德森(Joe Henderson),我在喬七十四歲那年做了一次訪談,其後在喬屆百齡時又做了另一次訪談。對於這兩次的訪談經驗我都相當滿意,而我相信喬.韓德森也喜歡這兩次的訪談內容。

  一九七○年代,我的專業生涯遭逢非預期的轉折。四十一歲那年我獲選為國際分析心理學會(IAAP)的第二副主席,帶我進入IAAP的國際政治場域,當時的IAAP正起步拓展歐洲與美國之外的疆土,澳洲、紐西蘭、南美各國、南非、俄羅斯、中國、韓國及日本都開始發展榮格小組。其後,在一九八九年到一九九五年這段期間我成為IAAP的主席,與這些新發展的榮格小組聯繫是我當仁不讓的職責。

  在我一九九五年完成IAAP主席任期時,大部分曾接受榮格及(或)東尼.沃爾芙(Toni Wolff)第一手分析的第一代榮格學人都過世了。次一代的榮格分析師對於我的故事也開始感到較多的興趣,他們想了解一九五○年代蘇黎士的景況,當年我花了整整兩年暑假及另外兩年部分的暑假待在蘇黎士。當榮格學院還只是個擁有三十個國際學生的小規模機構,我就花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待在那兒,當時的國際學生要不從美國來的就是從歐洲來的。

  隨著我逐漸成為榮格社群的政界元老,各地的發展小組開始要求我發表關於榮格及蘇黎士早年景況的演講,可是當時我的研究興趣仍然聚焦於榮格分析、夢的理論及實務以及分析關係等議題。當我在一九九五年主席任期屆滿時,安德魯.沙繆斯(Andrew Samuels)建議我寫下榮格派自創始到我完成書籍這段時間的進展歷史,這本書命名為《榮格學派的歷史》(The Jungians),書籍在二○○○年由勞特利奇出版社(Routledge)出版,此時我滿心所想的都是榮格派進展史,對其興致也逐步深化。

  後來我也漸漸明瞭我的人生旅程及我身為兩位第一代榮格分析師之子的事實,讓我很早就得以透視榮格派進展史,這段歷史從一九四○年代橫跨至今日。我的身分也讓我得以認識多數的第一代榮格分析師,特別是那些遠道前來美國及洛杉磯並留宿我家的分析師,有時候他們在我家住了整整有一個月之久。戰後時期,美元相當強勢,這也讓我的父母及其他人能夠在合理的支出下將卓越的第一代分析師帶進加州。

  其後在我擔任IAAP副主席及主席的專業人生階段,我得以與這一代及下一代的分析心理學家會面,也因此我的一生跨越了榮格世界自一九四○年代至今時今日。

  因著我的人生經歷與榮格派及分析心理學的發展並行,我在二○○七年那年獲邀撰寫回憶錄。當時簽約要在兩年內完成此書,但是其間發生了好些重要的事件讓書寫中斷,因此我無法在指定的時間內完成回憶錄。首先,二○○九年《紅書》出版後暢銷於美國,我獲邀針對《紅書》發表演說及評論,而我也幾乎花了一年的時間才完成這些邀約。

  第二個事件則是我父親與榮格書信集的出版工作,此書由安.拉莫斯(Ann Lammers)編輯,雖然她接下編輯及大部分的出版工作,但我也在編輯過程中看頭顧尾並為此書撰寫序文,在這項計畫中顯然也投入不少心力。

  此外,接連地健康紅燈也讓我無法投入回憶錄的書寫工作,就這樣進入二○一三年尾聲。當時我在中國及台灣先後參加兩場會議,會議期間我遇見來自蘇黎士的榮格分析師暨易經學者克莉絲塔.羅賓森(Christa Robinson),我向她提及我接續執筆回憶錄的困難處。著述過程中讓我難為的是表達對同僚的負向情感,我第一手目睹榮格學人在顯要光環下的巨大陰影面,百般不情願在回憶錄中描述這些事件情節,克里斯塔幫助我解開我對於某些榮格派同僚的「毒舌」評論。在那之後,書寫的工作就相當的順暢,而我也得以完成這本回憶錄。

  書籍完成後,王浩威醫師就與我商討將書籍譯成中文並由心靈工坊出版的事宜。心靈工坊專業負責出版深度心理學及超個人心理學的書籍,專業譯者及榮格派學生徐碧貞旋即接手將這本回憶錄譯成中文,因為碧貞在舊金山灣區居住並工作,我們得以直接溝通翻譯過程中的疑問。就我的觀點而言,整個翻譯過程相當順暢,但譯作仍得由中文的讀者來評斷。

  是何緣由讓本書在英文版出版後沒多久就被譯成中文?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必須要再講另一個故事。二○○六年當年陳怡蓁及張明正夫妻會同申荷永前來舊金山,在我準備啟程前往瑞士渡長假前兩天的傍晚,我接到張氏夫婦的電話邀約我與他們在隔天共進午餐,幸運的是我當時正好有個空檔而促成了一場美好的午餐會面。午餐席間,明正及怡蓁親切地邀約我和珍一同前往台灣,為他們在華人心理治療基金會的學生們提供一系列的研討會。二○○七年十月,珍和我首度前往台北,正逢巨大的颱風來襲,但這並未打消學生們參加研討會的熱忱,而我們也對學生們在榮格派的學養深度印象深刻。珍和我當時是第一對到台灣台北授課的西方榮格分析師,在我們之前,台北已有日本的樋口和彥博士(Higuchi Kazuhiko)及沙遊治療創始人朵拉.卡夫(Dora Kalff)之子馬丁.卡夫(Martin Kalff)前來講授沙遊治療,而我們兩人則是第一對西方榮格分析師前來講授榮格心理學。從那年開始,我們幾乎每年都會再回台北。

  當台北聚集了一群專業人士開啟對於分析心理學的興趣,台灣榮格發展小組也應運成立以協調研討會、讀書小組及個人分析的工作,我成為所謂的「聯絡人」(Liaison Person)負責與IAAP協調。在此同時世界各地已有許多的發展小組成立,這是IAAP扶持尚未有正式榮格社群的國家發展分析心理學的模式。台灣極為幸運,因為舊金山的榮格分析師萊莎.拉維茨(Liza Ravitz)有一年和我一同前往台灣授課,她很喜愛台灣同時也決定和她先生重返台灣兩年提供分析、督導並在大學授課。這讓台灣的發展小組大大領先其他的發展小組。對大部分的發展小組而言,當前面臨的最大議題就是無法得到個人分析時數,其他發展小組的分析師候選人幾乎都必須千里迢迢遠道找尋個人分析的機會,而在台北的分析師候選人得以有兩年的持續分析,在萊莎之後是否後繼有人則尚待分曉。

  台北的工作是我跟珍所從事過最有意義的一份工作。因著一個出乎意外的事件帶領我們前往亞洲,特別是台彎這個我們想都沒想過會去的地方,台灣及在地人對待我們兩人是如此的溫暖及慷慨,我們也回報以相同的溫暖熱情,這也是為什麼這本回憶錄會如此迅速地被譯成中文。我要特別感謝出版社、王桂花、王浩威、徐碧貞及鄭文郁等人的付出讓這本書得以迅速出版。我很確定仍有許多幕後工作人員的付出值得一提,僅此具名提出這幾位與我有直接接觸的人員。

  這本書是我身為榮格派的個人論述,書中部分內容屬個人的揭露,其他部分則描繪我這一路走來所經歷的專業事件。機緣巧合下我的人生與好些主要關鍵的政治事件交會,除了在戰時跨越北大西洋,我在蘇聯及東歐共產國家垮台之際成為IAAP的主席;此外,我也計畫在莫斯科書展時前往莫斯科簽約將榮格全集譯成俄文,時值戈巴契夫及共產黨回掌政權那三日,三日後由葉爾欽重執政權並將共產主義永遠逐出。雖然書展被共產政權取消了,我仍然前往莫斯科簽訂翻譯契約,因此我也經歷了共產跨台的頭幾天。翻譯約雖然簽訂了,但最後僅有一冊,也就是全集的第十五冊在俄羅斯發行,其他幾冊雖然陸續被翻譯,但是這些譯本與西方的榮格社群沒有任何的正式連結;當種族隔離政策經公投否決當下我也正好在南非;而當嬉皮風及心理迷幻藥興起之際我正在舊金山。回首這所有我寫在回憶錄中的經歷,我壓根兒沒有想到我的人生會見證如此多的世界重要事件,這一切皆源自機緣巧合。

  期望中文及亞洲的讀者會對這段歷史感到興趣,雖然書中大部分的內容與亞洲的分析心理學發展並沒有直接的關係,但希望本書的內容能夠以較寬廣的觀點一窺世界各地分析心理學的發展史。
 

詳細資料

  • ISBN:9789863570431
  • 叢書系列:
  • 規格:平裝 / 352頁 / 14.8 x 21 x 1.76 cm / 普通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 出版地: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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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本文為創業邦原創,作者林逸,未經授權不得轉載。 「充電」是創業邦推出的乾貨類欄目,旨在服務於繁忙都市下的網際網路er、創投人士、企業家,成為這些群體碎片化時代的充電站。 欄目以分享優秀書籍、電影、商業史、管理理論、精彩演講為主題,希望能夠幫你獲取現學現用的足料乾貨,帶你找到海量信息里最具價值的思想與內容,激活你的思維不動產。 3月21日,LV母公司、全球最大奢侈品集團LVMH聲明,將從中國訂購4000萬個口罩提供給法國衛生部門及39間法國公立醫院,第一批1000萬個口罩在未來幾天交付,訂單價值為500萬歐元(約3800萬元)其餘在四周內交付。 此前LVMH還宣布將生產香水和化妝品工廠來生產洗手液。這家頂級奢侈品集團,在過去一年裡還曾給巴黎聖母院的重建捐贈了2億歐元。 ... 然而,縱觀LVMH掌門人伯納德阿諾特的上位史,與如今公益為先的良好形象有所區別,伯納德屢屢發起敵意併購,達成收購後強拆資產變賣,甚至在達成併購之後,撕毀過與政府達成的保留工作崗位的約定,大肆裁員9000人之多,所到之處可謂血雨腥風。 初露鋒芒 伯納德•阿諾特的家鄉,位於法國北部的工業城市魯貝。他母親的家族,在當地經營一家小有名望的建築公司,伯納德自小在外祖父母的呵護下長大。優越的家境,法國人與生俱來的藝術細胞,和十分懂得享受生活的長輩與生活環境,讓伯納德自小經歷了藝術的薰陶。 年少的伯納德從巴黎綜合理工學院畢業後,曾短暫地在一家諮詢公司任職,但他不滿足於只能給別人提出建議,而無法親自做出決策來驗證自己的判斷,不久後就離開了這家諮詢公司,進入了自家的建築公司。他強勢的性格,追求對事情絕對決策權的傾向性,在此時已經初現端倪。 在進入家族企業不久之後,伯納德和父親對公司的發展方向很快出現了分歧。這家公司原先的主營業務是工業建築,但伯納德認為這一業務的利潤率太低,回款周期又太長,很容易出現不良資產,加之市場空間十分有限,並不是應該長久發展下去的業務。伯納德由此建議將公司旗下的工業建築業務全部處理掉,重點轉向開發個人房地產,主營公寓和度假別墅的建造與銷售。 這段意見相左的故事,在坊間有許多傳言。《環球經營人物》雜誌一篇報導中稱,伯納德的意見被父親否決之後,開始了遊說公司其他高管的路途。事情最終以伯納德的勝利告終,在公司高管的集體壓力之下,父親最終拍板將公司的工業建築業務和公共事務部門賣給了羅斯柴爾德家族旗下的法國公司吉耶里。 這場業務重組,為家族企業帶來了高達400萬法郎的現金收入,公司組織架構被大幅簡化,員工自千人級別,裁減至百人不到,大幅縮減了整體的運營成本,極大地改善了公司的財務狀況,同時獲得了戰略轉型個人房地產和度假房產銷售業務的充足資金。 這場戰略轉向,獲得了超乎所有人預期的好成果,伯納德展現出了非同尋常的市場洞察力,與商業前瞻性,開始逐漸走向前臺。幾年後,年僅28歲的伯納德,從依然年輕的父親手中,接過了公司CEO的權杖,不久後又順利成為了公司的董事長。公司高管與伯納德的外祖母都對他展現出了極大的信任和支持,外祖母很快將名下全部股份轉讓給了年輕的伯納德。 這場發生於家族內部的權力更迭,如今已經很難找到更多的細節。和此後大量敵意併購的經典案例相比,伯納德與在家族企業中的上位過程,很少有人給予注意力。但那是他第一次展露出殺伐決斷、兵不血刃的鬥爭能力,那時初露鋒芒的伯納德,已經展現出與此後數年完全一致的充足自信、出色決斷力、標誌性的強硬手段,與大開大合的戰略布局和調動能力。 而對家族企業的絕對控制權,和他所確立的充分令人信服的形象,成為他日後拿下Dior,構建奢侈品帝國的堅實地基。 迪奧情結 1981年,法國第一位社會黨領袖弗朗索瓦密特朗在法國大選中勝出,上位後迅速出臺了一系列帶有民粹主義傾向的經濟改革政策,在整個法國經濟史上寫下濃墨重彩的一筆。那波改革強調經濟計劃化,進行重度監管,首次創立富人稅,大肆擴大國有化,當時法國半數銀行收歸國有,歐萊雅也差點成為國有品牌。這一系列舉措,使得法國國內資本和商業保守派產生強烈不安。 大洋彼岸則全然是另一番光景。在日後用經濟騰飛締造 「美國夢」的隆納·雷根,同樣剛剛勝選。這位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總統之一,開始了以「三砍一穩」為核心的經濟復興計劃,大舉進行供給側改革,開始改變自大蕭條以來美國政府所奉行的凱恩斯主義,新自由主義隨之大行其道,掀起了歐洲企業家赴美淘金的熱潮。 沒有任何企業的商業命運,能夠脫離本國乃至全球政治經濟宏觀形勢的影響;也沒有任何個人,能夠真正的逆勢而為。伯納德和許多法國保守派企業家一樣,選擇了美國作為他的下一站。 但歐洲與美國在自然和文化條件上的差異,使得伯納德家族建築公司主打精品小戶型的房地產開發業務始終未能在美國打開市場,伯納德密切關注著祖國的動向,直至三年後,法國經濟政策開始轉向,監管開始逐漸對資本鬆綁,伯納德隨著法國資本初初開始回流的浪潮,毫不猶豫地踏上了回家的路途。 雖然沒有在美國實現家族業務的大增長,但那三年對伯納德來說是寶貴的。他得以跳脫出固有環境,從另一個視角來審視自己的祖國,這對後來伯納德的一生都影響至深。 伯納德本人曾在接受採訪時提到一件趣事,講的是伯納德曾在美國與一位計程車司機閒聊,提及法國時,那位計程車司機玩笑著說:我不認識喬治·蓬皮杜(法國歷史上一位相當重要的總統),「但我知道克里斯汀·迪奧」。 藝術與品牌的力量,徹底在伯納德的心中紮根。 ... 1984年,伯納德從美國返回了法國。他瞄準的第一個目標,就是迪奧。 幾乎就是在他歸國的同時,拉扎德銀行資深合伙人Antoine Bernheim給伯納德介紹了當時正在出售的法國紡織集團布薩克(Boussac)。資料顯示,當時布薩克帳上有高達36億法郎的巨額債務,而且還有3萬名定期罷工的員工。同時,作為認購條件之一,法國政府要求接盤者必須至少安置一半以上的原職工。 這已經是相當苛刻的條件,但阿諾特卻展現出了相當的決心:他以家族資產為抵押,借貸出8000萬美元資金,隨即聯合拉扎德銀行,憑藉其給出的出資承諾,和兩個石油業投資人的支持,以個人出資1.5億法郎,共計4億法郎認購資金的條件,成功收購了布薩克。 這是一場經典的蛇吞象收購,布薩克的規模是阿諾特家族企業的一倍還多,而那時,與阿諾特競爭到最後的對手,就有他後來的囊中之物——LV集團。 此後的三年里,阿諾特將全部精力都投入了對布薩克的資產重組和債務重整之中。他連續變賣集團資產,撕毀與政府保留1.6萬個工作崗位的約定,裁減了超過9000名之多的員工,阿諾特因此返還了法國政府為了扶持布薩克重整而投資的6000萬法郎。 這樣的作為,招來了輿論的非議,但伯納德絲毫不為所動。我們無法從常規的道德層面來評判商業行為的對錯與否,但毫無疑問,對於一個要賺錢的企業來說,這些舉措是有用的。 布薩克集團的債務,最終減縮到17億法郎,而總資產則來到50億法郎,資產負債率得到相當顯著的改善,股價也因此一路飆升,市值一度高達80億法郎。 伯納德將迪奧分拆出來,最終以買入時4倍的價格,將集團整體出售,獲得了不菲的現金收益。這位出現在鏡頭前永遠溫文爾雅的紳士,曾多次被評為最佳著裝男士的獲得者,可他的行事風格卻極其強硬,從不吝惜親手掀起一場又一場的血雨腥風。 入主迪奧(皮具和時裝業務線),讓阿諾特正式成為了奢侈品行業一顆冉冉升起的新星。但他的Dior情結,依然深刻影響著故事後來的走向。 拉卡米耶的引狼入室 阿諾特入主LVMH的故事,是被人津津樂道的。這家公司的前身,是法國三個享有赫赫威名的奢侈品巨頭——創辦於1743年香檳和葡萄酒巨頭酩悅、創辦於1765年的頂級烈酒和葡萄酒廠軒尼詩,以及創辦於1845年主做箱包的奢侈品牌路易威登。 ... 1971年,酩悅與軒尼詩兩大酒廠合併,組成了酩悅軒尼詩集團(Moet Hennessy)。合併之後的酩悅軒尼詩和路易威登一樣,始終受到股權分散、家族持股比例不斷下降、控制權不穩的困擾。 1987年,在法國政府的撮合下,路易威登公司與酩悅軒尼詩集團走向合併,成立了LVMH集團。酩悅軒尼詩總裁阿蘭·舍瓦利耶出任集團總裁,路易威登總裁亨利·拉卡米耶出任集團戰略委員會主席,兩個創始家族合計持有新公司35%的股份和50%以上的投票權。 然而合併後的LVMH控制權過於分散,完全無法進行業務整合,兩方為了自己的利益不斷對抗、爭執,矛盾一度白熱化。為了爭奪話語權,拉卡米耶將私交不錯,剛剛將Dior收入囊中的阿諾特引入;而舍瓦利耶則引入英國啤酒製造商健力士,通過簽訂國際分銷協議,並互相持股,加強己方勢力。 那時的LVMH,旗下有著Dior的香水業務線,作為有著深刻Dior情結的阿諾特來說,這是他無法拒絕的誘惑。 據外媒報導,阿諾特曾經向拉卡米耶提出友好收購Dior香水業務,但遭到了毫不猶豫的正面拒絕,阿諾特隨即找到了跟他一樣被引入的英國分銷商健力士,成立了一家合資公司,準備聯手收購LVMH。 1987年10月,華爾街大崩盤,法國股市隨著美股應聲暴跌,LVMH股票斷崖式跳水,阿諾特準備已久的合資公司迅速出手,直至最終買進了LVMH集團43%的股票,成為該集團的第一大股東。這又是全球併購歷史中極其經典的一場戰役,阿諾特以主人之姿,站上了LVMH管理層的頂點。 隨之而來的劇情,可能很多讀者朋友們已經心中有數了。 手握絕對控制權,伯納德沒有任何心慈手軟,在入主第一天,就開啟了對LVMH內部管理層的大清洗。此前爭權奪利的舍瓦利耶和拉卡米耶雙雙被踢出公司,大批元老被無情放逐,伯納德親自擔任集團主席和CEO,並將自己的父親引入了集團董事會。 同時,業務線也開始了大刀闊斧的資產重組。酩悅軒尼詩,和不久後收購的法國第四大香檳製造商凱歌香檳(Veuve Clicquot)一同整合進酒水飲料部門;迪奧香水、紀梵希香水以及嬌蘭香水悉數歸入香水部門。原先在內部打成一團的LVMH,被整理得井井有條。 接下來30多年的時間中,LVMH在伯納德的統領下走到了全球奢侈品行業的王者地位,世界三大奢侈品集團陣營中,LVMH是唯一一家涵蓋奢侈品市場五大主要領域(葡萄酒和烈酒、時裝和皮具、香水和化妝品、腕錶和珠寶及高端零售)的奢侈品集團,旗下遍布70家高檔品牌,其中迪奧和路易威登,是除愛馬仕、Gucci和香奈兒之外的全球五大頂級奢侈品牌的半壁江山。 而阿諾特操控LVMH,還分別對Gucci和愛馬仕進行過大動干戈的敵意併購。這些案例的故事,充電欄目日後會單獨寫出文章和大家分享。 初步統計,從將迪奧收編到手起至今的近40年時間中,伯納德一共展開了64場收購,涉及持股公司76家,這家公司正是在不斷吞併充足的過程中,變成了如今的龐然大物,堪稱奢侈品界令人聞風喪膽的「貪吃蛇」。 回顧所有案例,伯納德併購的時間點,具有十分顯著的特徵,非常善於在經濟蕭條時出售整合資產,在經濟低潮背景中完成一場又一場資本布局。 巴菲特說別人恐懼時我貪婪,阿諾特連說都懶得說,只是40年如一日地用行動踐行了這個真理。很多人說他是穿著開司米衫的狼,但縱觀整個資本併購生涯,邦哥只想說一句:是個狠人。 不只是資本家,也是企業家 如果說併購能讓企業變大,同時使旗下品牌數量增多,但卻並不意味著企業因此能夠一定變強。很多專長於資本運作的人只會對資產進行騰挪,玩市值管理或估值遊戲,無法真正幫助企業提升內部價值,這是典型的資本家和經理人。 但阿諾特不是的。伯納德阿諾特這個名字所代表的,並不只有鐵血手腕,也代表著品牌的靈魂,與出色的藝術造詣。在奢侈品品牌的經營和打造上,他同樣給出了大師級的表現。 他雖然經常在併購後以鐵血手段清洗元老,甚至是享有盛名的設計師甚至創始人,但讓這些品牌重新煥發生機,重返巔峰的,恰恰就是他以強硬姿態推行下去的「新政」,或帶來的「新鮮血液」。 迪奧,LV,紀梵希,思琳等等品牌都在他手上重返巔峰。當年的伯納德,站在布薩克的廢墟之上,力排眾議請來了義大利設計師詹弗朗哥·費雷,只花了兩年就讓迪奧重新大放異彩。 他為死氣沉沉的紀梵希請來了「鬼才」約翰·加利安諾,賦予了紀梵希全新的靈氣與視覺;又為迪奧找來了亞歷山大·麥昆,將迪奧重新推上聲望的巔峰;為LV找到了紐約前衛設計師馬克·雅可布,讓LV重新煥發經典的光彩;為思琳請來了邁克·柯爾和菲比·菲洛,將思琳打造成女性時尚的標桿,從二三線一躍成為可以比肩香奈兒的奢侈品品牌。 伯納德吐露過自己成功的秘訣:「奢侈品品牌的樹立要比其他生意困難得多,它需要創造一種根本不存在的消費需求,塑造時尚奢侈品牌必須遵循一個公式:通過挖掘品牌歷史並用適當的設計師來詮釋它,從而定義出品牌身份。」 這種理念,貫穿到了伯納德對品牌的營銷運營和日常管理之中。他對設計師的創意給予相當程度的尊重,幾乎從不槍斃一條新的創意,也因此獲得了這些藝術家們同等的反饋。 和在公司股權層面所追求的絕對控制權不同,伯納德對企業的日常運營方面,相當不提倡集權主義。 以LVMH為例,在經歷了大清洗和翻天覆地的業務架構重整之後,LVMH的組織並沒有變得更加等級分明,而是變得更加靈活而有活力了。它內部所有單元品牌都是獨立經營,獨立管理,獨立制定品牌經營策略的。而正是伯納德本人,成為了這種多元化組織結構和獨立運營機制的最堅定捍衛者。 他以控股權保證了自己對於企業發展方向的掌控力,又以多元、鬆散的扁平結構,確保了品牌活力與創造力。從這個角度上來說,伯納德早已不僅僅是一個資本家和職業經理人,也已經成為一個相當成功的企業家。 寫在最後 2019年,LVMH公告以162億美元的價格將Tiffany收入囊中,70歲的伯納德登上世界首富的寶座。 LVMH這幾十年的捕獵就像是奢侈品行業的一個縮影,穿開司米衫的狼,在過去的一年裡,為巴黎聖母院的重建捐獻了2億歐元,在疫情中宣布香水生產線改產洗手液等消毒用品,並免費提供給法國醫療機構;巨資在中國購買4000萬個口罩,捐贈給他的祖國。 伯納德阿諾特身上,充滿了爭議與故事。普世道德層面的是非,唯有留給世人與歷史評價,一個企業家終歸不能逃避他所要承擔的社會責任。用蜘蛛俠的話來說,就是能力越大,責任越大。 當真正災難來臨,他依然和他的祖國站在一起。 而作為一個聚焦創投與商業的媒體,我們更加期待於看到這位善於在大蕭條與經濟寒冬中出手的狼,在這場風雨欲來的全球經濟危機里,是否已經在暗處蟄伏已久,盯上了另一個美味的獵物。 參考資料: 《LVMH公司財務分析與發展戰略研究》 廈門大學 陳婧 《伯納德•阿諾特何以擎起全球最大的「奢侈品王國」》 人物 2019.5 《伯納德·阿諾特家族攜帶經典與高貴的時尚王朝》 環球經營人物 2019.4 《開司米里的狼:貝爾納阿爾諾》 虎嗅 本文為創業邦原創,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創業邦將保留向其追究法律責任的權利。如需轉載或有任何疑問,請聯繫editor@cyzon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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